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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七节 税制改革(2)


  所谓盐铁专卖,历史很悠久,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管仲就推出了专卖制度,古名“官山海”,山上的铁,海里的盐,都由国家设立机构买卖,这两种都是必需品,所以控制这两种商品的贸易,利润极为丰厚;其实到了明清时期,专卖制度的影子依然存在,比如盐票制度,虽然贩卖官盐的是盐商,可政府通过盐票制度,控制他们买卖的规模,还从中收取高额的盐税,让盐税甚至成为明清两朝的主力税种,仅次于农税。甚至到了后世,中国的烟草行业,依然使用的是这种专卖制度。

  铁专卖,明清倒是没有施行。

  作为一个不通经济学的文人,王辅茞盐铁专卖的目的,当然不是通过这两项必需品垄断贸易搜刮民众,他的说法十分的天真和理想主义,他说既然盐商富可敌国,食盐买卖必然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可盐商贩卖的官盐,不但掺假,而且价昂,百姓深受其苦。与其白白肥了盐商,不如收归官办,一面降低价格能够利民,一面盈利可以填充府库。铁专卖也是同样的道理,老百姓都离不开铁器,官府垄断经营,一方面降低价格,一方面充盈官库。

  王辅茞很自信他的建议完全可行,因为福建靠海,能够煮盐,福建有冶铁传统,不缺少铁匠。

  可王辅茞根本就弄不清,为什么专卖制度看起来这么好,后来的朝代却废除了。管仲时代,盐铁专卖确实是一项创造性的制度,因为在当时,不管是煮盐还是炼铁,都还属于初级阶段,普通商人百姓一来不具备技术,二来没有资本,在管仲的组织下,动用官府力量,建立了大量的大型官办作坊,其实是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

  可到了后来,民间资本和技术的发展,已经让私人可以经营这些产业了,官办作坊的各种弊端却频频出现,贪腐无法断绝,质量难以保证等等,让后来的朝代放弃了专门制度,明朝开始以盐票等方式来间接的管理盐商,从中收取的税收比官府自己直接经营还要丰厚,有些类似英国把征税权包出去后,税收反而大幅度提升的现象,说白了,就是官府从商业中榨取的利益的效率,远远比不上商业能力更强的商人。

  除了盐铁专卖,王辅茞还提出酒茶专卖。酒的专卖历史上也出现过,宋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曾实行了很长时间的酒专卖制度,据说当时各地官员为了把官府作坊酿造出来的劣质酒卖出去,可谓是想尽了办法,奇葩如大文人苏东坡在江南做官的时候,每当新酒出锅,就动员青楼女子上街兜售,一时间莺莺燕燕甚是热闹。官府也动用强权力,向各大酒楼,茶肆甚至是旅店之类的商家摊牌任务,让他们必须把官府的酒卖出去。

  王辅茞看重茶叶的专卖,则是他发现茶叶利润也十分丰厚,十三行商人各个巨富,他认为官府如果专卖,肯定能解决财政问题。

  中国文人读的书多是儒家经典,这些东西是教人怎么做人的,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专业学术类的经典很少,文人也很少涉猎,因此他们的经济学知识仅限于常识范畴。

  文人们能认识到对商人征税其实最后还是转嫁给了老百姓这一点,对他们而言,已经十分难得,至少他们已经触摸到了经济链的概念,知道经济是一个链条,从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下手,都会给其他环节造成影响。

  但从专业角度出发来看,这种影响是长期性的,传导性短期内还释放不出来。因此增加税收的最有利方法,从技术角度来讲,还是开征新税。等到税种实在多的影响了征税成本,那么就来一次清减,还美其名曰改革,后世香港的征税方法就十分精简,被称为简单税制,对许多国家以启发,纷纷流行起了税种合并,简化征税方案的改革。

  而周琅打算开征普遍性商税的目的,还有深层次的考量,那就是他一直打算从根本上重组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是集权的,政治的,去商业的,这跟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有关,大一统之后,贸易不再是唯一的物资交换方式,过去秦国和赵国,齐国和楚国之间的必需品交换,必须通过商人来进行,现在突然发现,一个高度一致的政权,通过行政命令来调转资源,更加的高效和便利,于是商业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了;加之儒家道德开始被文人和执政者普遍接受后,统治者越来越不能接受商业中存在的逆道德因素。

  商业是逆道德的,当然商人也可以做好事,甚至有许多大慈善家,但这改变不了商业的本质,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就是优胜劣汰,就是高效取代低效,就是强者取代弱者,所以当发生灾害的时候,商业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是囤积居奇,坐看穷人饿死,商人获得超高利润。结果就是商业造成了缺乏社会竞争力的穷人被淘汰了,富人活了下来。

  可政治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却是救济,不考虑成本,而是考虑一个底线,那就是让人尽可能的活下去,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去竞争的,去优胜劣汰的,保护了低效,保护了弱者。因此政治未必是道德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他比商业更讲道德。这就是为什么讲究道德的儒家思想,会慢慢跟政治靠近,最后紧密结合在在一起的深层原因。

  但如果社会长期的的政治化,缺乏商业驱动,竞争就会不足,缺乏活力。低效的,衰弱的成份会一点一点的积累下来,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弱化。从人的角度来讲,中国长达几千年的这种政治化组织方式,保护了弱者,也保留了低效。

  弱的不是人种,而是思想意识,是认知观念。所以中国文化中,会出现依赖群体,盲从等等特征。当灾害发生的时候,普通人本能的想的不是如何自救,而是抱团取暖。就连这个政治化社会的商业文化,也不喜欢竞争,商人更喜欢在政权的庇护下做生意,不管是十三行的行商,还是扬州的盐商,或者是山西的票商,所有人都把维持跟政府,跟官员的关系,看作重中之重。这就是思想观念的弱化,是长期被强力组织保护的后遗症,产生了大批巨婴。

  相比在商业文化的高竞争状态生存下来的西方人,思想观念中的竞争意识十分强烈,非常具有冒险精神,具有独立个性。

  单个人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对比还体现不出来,可如果千千万万人的差别加在一起,区别立刻就体现了出来。

  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有海外开拓的情况,比如中国的下南洋,西方的大航海,区别是西方人是主动的,中国人是被迫的。西方开拓海外殖民地,上到贵族、学者、官员,统统加入到这样一个事业中来,中国人下南洋都是一群实在活不下去的穷人被迫的选择。于是西方人海外开拓时,他们去征服,去学习,去统治,中国人呢,唯一的目的,就是谋生!

  对于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强,独立个性弱的特点,周琅是清楚的,深层原因他到没有多少研究,但他觉得竞争意识强一些,绝不是什么缺点。

  所以他觉得给中国社会中注入竞争意识,更多采用商业,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剂资源,会让这个社会更加高效,更具活力,更有激情,然后才能杀出国门,闯入大航海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和西方人搏杀。

  因此将财政制度,从传统的农业税为主,转变为商业税为主,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但在这些方面,周琅发现他跟王辅茞完全不是是一个时代的人,跟对方完全讲不明白,他知道他找错人商量了。

  至于说王辅茞反对,现在谁还能反对的了周琅,即便王辅茞有文官之首的地位,周琅想做什么,他也无法干涉。

  想到这里,周琅所幸不跟他商量了。

  “就这样决定了。每个县都派一个税官,由海关派遣人员。以目前在港口实行的方法,开始全面征收商税。”

  目前各大港口上实行的税收制度,除了对茶叶开征关税之外,还有根据门脸长度征收的商铺税,根据船次征收的出入港税,都是非常简单,一目了然,作弊困难的征税方式,因为征税的对象都是一些死的,固定的对象,船只进港交进港税,不管船只大小同样税额,出港交出港税,同样不管大小,同等税额;商铺税,根据门脸长度征税,门脸总不会变的,丈量登记之后,就是固定的,而且一条街拉条尺子,总税收就出来了。

  所有的收税方式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非常容易进行监督,制定这种税制的目的也就清楚了,那就是宁可少征税,也要堵住贪腐的任何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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