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节 引入竞争

　　瑞典和丹麦人在和伍崇曜的谈判很成功，这个时代，英国已经大张旗鼓的开始鼓吹自由贸易理论。虽然不是所有国家都接受，但是进口自己绝对劣势的产品，以及生产本国绝对优势的产品，这样的经济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纷纷被各国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而瑞典和丹麦，甚至完全接受了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他们跟德国不一样，他们的市场狭小，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有的东西，因此贸易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必须，他们已经跟英国达成了多种多样的自由贸易协议，分享了英国的繁荣市场。

　　现在他们更渴望能打开中国市场，所以当伍崇曜提出，给予他们部分产业免税，换取他们对中国的茶叶和丝织品的免税，他们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因为这两样产业，他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发展的，属于绝对成本劣势的产品。

　　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广东给予瑞典的铁矿、铁制品，和木材、木制品这两类瑞典最大的产业免税，瑞典给予广东的茶叶、丝织品免税；广东给予丹麦农业和畜牧业免税，丹麦给予广东的茶叶、丝织品免税。

　　这种贸易条约，对两国来说是巨大的成功，等于打开了广东两千多万人的市场，办一个舞会庆祝一下是必须的，当然还要邀请朱敬伦等广东地方官员参加。

　　瑞典和丹麦两个小国，位于北欧，都是相当开放的国度，国民开放的风气，比英国人尤甚，相比德国，这两个国家才是纯粹的北欧海盗的后代，两国王室那真的是可以追溯到当年的海盗首领的。

　　而英国文化中的开放，其实就源于海盗的殖民，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而是英国本土过去的凯尔特人文化。比如英国的普通法体系，所以陪审员判定，基本上跟当年的海盗部落公开审判一样。

　　对比不同的文化源流，就可以发现，事实上文化越是落后的地区，就显得越是平等，马教主的著作中说，是剩余产品的出现，带来了阶级分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原始社会最为公平，有了剩余物资，才出现了穷富的差别。

　　造成这种原因的，第一是物质基础，拥有更多财富的首领，更能将手里的财富变成力量，比如北欧海盗，虽然个体之间相对平等，但是出海劫掠的时候，战船和物资都是由首领准备，最后劫掠的收获中，首领也要分最大的一份，等到他们结束了劫掠文化，开始定居的时候，拥有物质积累的首领就演化成了领主，战士要么成为依附领主的骑士，要么就是农奴；第二个原因则是这种落后的劫掠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力量差距较小，大家都是拿刀子的，谁敢欺压谁弄不好就是决斗，这在农业文明中也是一样，正统的王朝社会分化出皇权、官僚和士大夫阶层，可是梁山好汉们都是兄弟，虽然有座次之别，但终归要平等的多。

　　开会共同议事，也是这种社会结构比较扁平的文化的特点，蒙古人有忽里台大会，西方人演化出了议会，而东方君王则变成了朝堂，在西方议会制度平权之前，议会只是贵族们议事的地方，相比东方式的的朝堂，相当于共同议事中加了一个皇帝的决定权，避免了无谓的争吵造成的拖延不决。

　　议会制早期，西方人自己都看不到这种制度的好处，之所以有这种制度，是因为王权实在是压制不住贵族权力，逼不得已才让贵族们一起商议，荷兰共和国建立之后，他们的议会争吵不断，多年决定不了一道法案，最后决定请一个国王回来裁决，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可伊丽莎白收的保护费太高，导致荷兰人承受不住，最后又把她请走了，于是荷兰人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并给予东印度公司相当于国家的权力，让他们可以铸币、组建军队和对外宣战，其实就是为了规避议会体系的低效。

　　但是幸运的是，从英国开始，议会制走出了早期争吵不断的泥潭，不断的制度化，不断的优化，走向了现代代议制的道路，中国的朝堂却几千年如一日的运作，没有突破现代文明的那道天花板。

　　这种情况有专家认为是必然的，有人认为是偶然的，朱敬伦也觉得是必然的，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中国人长久的享受着大一统带来的稳定，也要承担大一统带来的低效，毕竟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集团，产生改变的动机是很小的。

　　就好像国企在跟民营企业竞争的时候，效率极低，但是却相对稳定，民营企业动辄几年间就倒闭了，而国企却愿意投资长期的产业，当然这不包括那些贪腐的国企，以西方国营企业来论的话，一个是低效但稳定，一个是高效却动荡。

　　不止是企业，国家也是这样，西方国家间的竞争极其惨烈，德意志曾经有四百多个大大小小的邦国，英国也分为大大小小的贵族领地，这种分裂之下小国的竞争是十分惨烈的，不变革往往意味着死，所以当一个国度出现某种新技术或者新的管理方式的时候，马上就会被其他国家引进。

　　启蒙运动的时候，连俄国这种偏居欧洲最东边的封闭国家，叶卡捷琳娜二世也能不断的和伏尔泰通信，推行欧洲最流行的思想文化和制度。重商主义在意大利出现不到十年，英法等国都开始效仿，之后遍及全欧洲。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变得强大，法国、普鲁士不断的偷盗英国的技术，最高峰的时候在法国工作的英国技术人员多达几万人，而普鲁士不断的排除商业间谍去窥视英国的工厂制度和生产技术，克虏伯之所以能够生产优质的大炮，跟克虏伯亲自跑去英国偷取炼钢技术是分不开的。

　　这种和平时期的激烈竞争，促使西方国家飞速发展，就好像中国战国时期，面对生死存亡的激烈竞争，各国先后不断的变法，引入各种流派试图让国家强大，诸子百家先后涌现，鼎鼎大名的商鞅变法，也是在秦国被率先变法强大的魏国打的几乎灭国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不变就死，你变不变？

　　欧洲诸国林立，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和文化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他们的幸运，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促使他们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进步，最终远远的超过了稳定安逸的东方世界。

　　后世中西方文化界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不缺技术，不缺市场，也不缺资本，可是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竞争，中国是一个严重缺乏竞争的国度。

　　西方不但有英国、法国、西班牙这种民族国家之间的争霸，还有普鲁士、黑森、奥地利这样的邦国之间的冲突，也有汉堡、吕贝克这样的自由城市之间的竞争，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体系放在一个巨大的熔炉中锤炼，最终在英国开启了工业文明，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中国其实也不是没有机会，如果周边的国家能够给中国带来压力的话，中国也是有进步的动力的，可是朝鲜、日本和越南等这些国家，还不如中国的，他们始终不断的在中国汲取营养，而没有诞生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尤其是日本最为可惜，明明是一个海洋国家，愣是通过学习中国的大陆文化，将自己的世界观转变为农耕文化了。

　　假如日本能够早早的通过消化中国文化，诞生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然后开始向大陆冲击的话，恐怕中国早就变了，就好像英国向欧洲大陆的文化冲击，最终造成了欧洲大陆的变革一样。

　　但日本没有成功，中国几千年来始终在担任东亚文明中心的角色，只有中国向他们输出的份，没有他们反向冲击的份，中国不进步，东亚就不进步。

　　指望东亚邻国给中国压力，这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朱敬伦现在要从外部汲取生存压力，增强中国社会的竞争。

　　不过贸然引入英法这样的巨头，那就不是引入压力，而是带来海啸了，丹麦和瑞典这样的小国就很好，引入他们的竞争，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生死存亡的冲击力，却能适度的给这个太过于稳定的社会带来一些刺激，逼迫他们开始竞争。

　　这是文化方面的考量，外交方面的考量则是用他们来给欧洲国家树立一个标杆，以后英国人和法国人来了也可以这么办。

　　所以朱敬伦很愿意给这两个小国极其优厚的待遇，但提一提利益之外的附加条件，朱敬伦觉得很有必要。

　　所以在酒会上，他跟瑞典人瓦伦堡提出来：“我想在经济往来之外，我们双方还可以进行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准确的来说，我希望在人才交流上，双方应该加强联系。”

　　瓦伦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已经在思考自己家族产业造船业将能取得的利益了。

　　对朱敬伦的提议，他觉得有必要积极回应：“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加强联系呢？”

　　朱敬伦笑道：“我跟贵国的技术顾问的合作协议即将到期了，但我很满意他们这几年提供的服务，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在广东，不知道我们的协议能够延长。”

　　1859年第一批瑞典顾问来到广东，包括军事顾问和技术顾问，现在军事上朱敬伦的部队已经在技术上不差了，但还不够完善，军事是一门大学问，可不仅仅是拿刀子杀人这么简单，他还包括一整套军事管理体系，这些现在还不够完善。

　　技术上，兵工厂这几年始终在进行建设，上个月最后一批工程才收尾，赤湾半岛的南山上已经出现了一座占地两百多亩的大型工厂，本地技术人员也培养出来了一千人，但还不够理想，朱敬伦还打算扩大，他的目的是让这座兵工厂能够供应至少五万人的消耗，但现在只能做到最多供应一万人的武器装备。

　　但合同即将到期了，他们是1859年2月后陆续到来的，现在已经是1862年2月了，已经陆续有人的合同到期，这些人大多数都学会了广东话，这是用三年时间学习到的知识，这时候让他们走，不但是朱敬伦的损失，也是对他们才能的极大浪费。

　　可是瓦伦堡却抱歉的摇摇头：“这些顾问是我们以私人身份雇佣的，他们如果无意留在广东，我们并不能强迫他们留下，这一点希望您能原谅。不过如果您还需要军事和技术方面的顾问的话，我们非常乐意继续帮您聘用一些人来。”

　　朱敬伦叹道：“好吧。他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不过我希望在教育问题上，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我希望贵国能帮助我们聘请一些高素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师，人数在一千人为宜。”

　　瑞典虽然是一个小国，但从教育上来讲，瑞典是欧洲，甚至是世界上第一批消除了文盲的国家，早在1842年，他们就立法通过教育法规，要求每一个基督教区都要保留一所永久性学校，为每一个适龄儿童提供免费教育，而瑞典是一个基督教信仰超过95%的国家，因此等于是在1842年就成功完成了95%人口的义务教育立法，通过十多年的努力，瑞典人已经完成了义务教育普及，这比英国完成义务教育更早。

　　瑞典之所以在50年代开始快速的工业化，跟40年代教育的普及不无关系，教育为他们的工业发展做好了智力上的准备。

　　后来在1917年，瑞典和俄国几乎同时由工人政党开始执政，但是后来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瑞典的工人党派始终坚持在宪政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俄国的则变成了大肆破坏法制的执政，这跟两国执政者文化程度高低不无关系。

　　但是一千个教师，对于瑞典这样的小国来说，依然还是很有压力的。

　　瓦伦堡觉得，努努力还是能做到的，但他还想提点额外的要求：“一千人很难，不过如果您愿意在航运方面给我国提供——”

　　朱敬伦很不礼貌的打断他：“商业归商业，我想贵国已经通过商业谈判，得到了远超贵国付出的利益，我们双方加起来是三千万人的市场，可这三千万人中，我们广东占了两千五百多万人，而贵国只有四百多万人。教育是文化上的合作，我不希望掺杂任何经济目的，如果贵国需要的话，我十分乐意向贵国派遣一定人数的学者进行交流。事实上，我们也向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们十分乐意合作。”

　　朱敬伦又道：“只是我个人比较肯定瑞典的教育水平。我向如果我国的官员，和管理人员都能从贵国获得知识上的帮助的话，对两国未来的合作，应该是有极大帮助的。”

　　通过教育能影响中国的官员，这点瓦伦堡非常清楚，又听到朱敬伦还向其他国家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他顿时就有点危机感。

　　也不提额外的要求了，有些尴尬的表态：“您说的对，我个人非常乐意效劳！”

　　大国跟小国的商业谈判中，一般都要附加额外的政治要求，小国可就没有这个权力了。

　　所以朱敬伦可以向瓦伦堡提教育上的帮助，而瓦伦堡却不能向朱敬伦提经济上的要求。

　　朱敬伦满意的举杯：“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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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兴之所至写了大段的论述，所以后面的内容多写了一些，算是弥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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