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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九十九章:湖畔学堂开学(下)


  建文六年的六月二十六日,玄武湖畔的学堂宣布正式开课。

  十七名入学的学生早就从各自的房舍内来到正堂内候着了,湖畔学堂朱允炆选择的是全日制寄宿制,每一个月的月底三天才会被允许回家,除了朱文奎这个皇子以外。

  辰正,随着一队队内侍和宫娥的随扈队伍到来,朱允炆这个大明的建文皇帝,湖畔学堂的主讲师便出现在这群孩子的面前。

  “见过恩师。”

  朱允炆三令五申这学堂内没有皇帝,只有师生,因此这群孩子只好大着胆子唤了一声恩师,

  “都坐吧。”

  朱允炆甩开袍袖,肃容落座,审视着眼前这十几名孩子。

  “朕是你们未来几年在这湖畔学堂的主讲师,朕每个月都会来一次,而其余的时间,初五、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这五天,杨阁老会为你们授课。

  初六、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这五天,燕王会为你们授军略。

  初七、十二、十七、二十二、二十七这五天,魏国公会带你们强身健体,习弓马刀剑之术。”

  朱允炆说完,这些孩子便都目露狐疑之色,除去这些日子,一个月下来可还有不少天没课上呢,难不成是休课日?

  想开口,顾忌着朱允炆的身份,都不敢多嘴,还是朱允炆自己接着自己的话茬来说。

  “不要想休课的好事,除去朕与几位讲师之外的日子,朕为你们安排了其他的讲师。”

  而后,朱允炆转身,他的背后是一块巨大的‘白板’。

  黑板这年头做不出来,御前司只好为朱允炆准备了一块白板,用十几张展幅超过一丈五的宣旨通过滚压,使得密度增高,硬度变大,之后填进木框内,供朱允炆和几位讲师来使用。

  这种方法好是好,就是过于浪费和奢侈了。

  写满一次就要换一次,可不像板擦那么方便。

  提起笔,朱允炆写下四个字。

  “士、农、工、商。”

  “这就是你们其他时间的老师。”

  迎着这群不解甚至是有些诧异的目光,朱允炆说道:“朕为你们挑的老师将会包括各省司产不同的农民、虞衡司不同岗位上的工匠、自辽王及下不同身份和家私的商人以及品轶高低不同的官吏,这些,将来都会是你们的老师,他们不会教你们知识,他们只负责讲故事,讲他们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你们负责听和思考,仅此而已。”

  看到这些孩子都有些支支吾吾的样子,朱允炆便敲了敲案:“这里是学堂,你们任何人有疑问都可以大胆的说出来,不用顾忌所谓身份,但是,要举手。”

  ‘唰。’

  几乎话音一落,于谦已经率先举起了手。

  “学生愚昧,敢问恩师,士者,承上启下安抚地方,故而要学。

  商者,利通而国富,国富可强兵,亦需学习。

  这农为种地、工为制器。有何可学之处?”

  于谦的意思并非是狭隘的看不起工农,这学堂之内的所有人也没有把他这番话的意思往狭隘上去想。

  工农的重要性大家当然都懂,于谦想表达的意思是,工农虽然极其重要但也过于简单了,没什么好学的,既然没有什么好学的还需要单独授课吗?

  难不成让这屋子里的十几个神童学会之后去种地吗,太暴殄天物了吧。

  “你坐下。”

  朱允炆手掌下压,笑着解释道:“朕再强调一下,朕不是让他们来授课的,是让他们来讲故事的。

  农,除了种地以外,他们也是平民百姓,有家长里短的事,让他们来给你们讲故事,就是希望你们可以从他们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中看到最基层的社会百态,要反思一些好的或者不好之事存在的原因。

  朕教你们一句话,‘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

  转过身在纸上写下这句话,而后朱允炆勾勒一个三角形,拿笔在三角形中横划两道将其分成三块。

  “九章算术中提到的勾股三角,你们应该是都懂这个图形的意义,朕就不多赘述了,朕给这三角形取得名字就叫士农工商。现在朕来告诉你们朕为什么要让他们来给你们讲故事。”

  提笔,在最下面的那一块朱允炆画了一个圈:“按照开平方的算法,朕画下来的这一块是面积最大的,甚至比上面两个加一起还要大,这一块是什么?这一块就是胥吏、百姓、劳工、贩夫。

  他们分别是士农工商四个阶级中的最基层,也是构筑我大明国体数量最庞大的群体,没有他们,没有大明。

  而中间这一块,则是官员、地主、匠户、商人。他们是在基层基础上的进步者,拥有一定的身家私产和地位,他们领导着最底层的同时也承担着管理的责任。

  而最上面这小小的一块,则是内阁、中枢各部署衙构成的朝廷,说到这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十七个孩子几乎都举起了手,朱允炆便随意点了一个名。

  “在最上面这一层没有了农、工、商。”

  朱允炆满意的颔首,夸赞道:“不错,在这个士农工商形成的三角中,最上面这一个尖,是没有农工商三个阶级的,只有士阶级的领袖,这说明什么?”

  “说明农工商三个阶级没有资格出现在最顶层。”

  被点了名的杨稷傲然道:“民无学、工无智、商无德,不配出现。”

  朱允炆蹙眉摇头,到没有批评他,而是郑重说道:“这说明这个结构是一个不稳定的三角。”

  众皆哗然。

  “朕是皇帝,这个勾股三角怎么画都由朕说的算,所以朕也不在这里面。

  而在这个三角中的最顶层,只有士阶级的领袖,所以他们在制定政策、管理国家、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时,会自然而然的偏袒他们本身的阶级,因此几千年下来,士成为了这个国家当仁不让的最大利益体。

  朕让不同身份的人来给你们讲故事,就是希望你们能够从他们的故事中感受一下最基层士农工商之间的矛盾点。

  矛盾一旦越来越深,就会形成冲突,冲突变大就会出现大规模、大区域的动荡,这个三角会崩塌,这个国家也会崩塌。”

  将笔放在笔架上,朱允炆喝口茶浸了浸嗓子:“朕说过你们是天才,所以你们的课跟地方学堂的课不一样,你们不用从零开始的去学习那些教条式的知识,也不用依赖于古文典籍,更不需要看几千年前的书,来学习先人治国的知识,你们需要的是自己悟、自己想。

  这些东西呢,朕以后慢慢跟你们讲,今天朕给你们上第一课,国以何立。”

  国以何立。

  这是朱允炆为他们准备的课,也是一个问题。

  “开讲之前,朕想先问问你们,国以何立?”

  孩子们纷纷举手,能做出之前考学的两道题,这种宽泛性的问题他们都已经有了各自的看法。

  “荀子曰: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第一个表态的是于谦,这个孩子坚定道:“学生以为,国以信立,国无信则民无畏。”

  朱允炆没有表态,又看向杨稷,后者忙起身道。

  “学生以为,国以法立,法不严则国无法治民。”

  朱允炆仍然没有表示出赞赏或者其他否认的态度,又问王与准:“你呢?”

  “学生以为,国以宽仁立。”

  王与准讲出了自己的看法:“自古有仁治才有盛世,秦法严苛二世而亡,文景宽仁汉有四百,民力疾苦,有宽仁之政方可得万民之心,民心有了,江山就稳了。”

  朱允炆挨个问下去,得到的答案也大多这三种,即法治、公信力和爱民恤民三种。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这三样都是一个国家所需要的。”

  朱允炆开口讲课,这些孩子便都认真的拿起笔,在各自面前准备的纸本上抄记起来。

  “为什么需要法治、公信和仁政呢?因为占据这个国家绝大多数数量的是百姓,百姓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三样,没有这三样,国家的根脚就会不稳。

  所以这三样不是用以立国的,而是用以稳国的。

  国以何立,意指国家建立之初所需的东西,也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政治体系的建立,国家是一个行使统治机制和领导机制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需要人为的行使统治领导工作。

  所以,一个明确的政治体系,这里面行使统治工作的人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说,立国的基本是政治,立国之后怎么做,需要的哪些方面才是你们方才提起的法治、公信力和宽仁。”

  立国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政治体系,这个说法可能这群孩子听不懂,但是后世学习政治和法治专业基本都能一目了然,这不就是立宪吗。

  立国先立宪。

  宪法确定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而后这个国家进行的一切发展、改革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这样路子才不会走偏,不会被其他国家乱七八糟的思想带沟里去,才会有凝聚力和执行力。

  这就是确定政治体系的重要性。

  “历朝历代的国家之所以相继被青史所淹没,我们这些后人在观看史书的时候总能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因为严苛而亡,有的因为过于宽仁而亡,要么就是土地兼并、苛捐杂税等这些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冲突矛盾,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历朝历代从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是一阵子冲劲。

  咱们论历朝历代之亡国祸患,倒不如论的是历朝历代在政治上的得与失。”

  朱允炆自己说自己也在记,包括不远处旁听的杨士奇三人。

  “秦汉魏晋,隋唐宋元。”

  朱允炆将这几个朝代的名字写下来,审视之后,说道:“这八个朝代中,秦是在立国几百年后第一次确定其政治体系,即商鞅法下的,以耕战为基础辅以严法的政治体系。

  汉,黄老学术往独尊儒术的转变也是在立国之后,到了昭宣中兴,又变成博采众家之长,王霸并行。政治体系多变,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核心点。

  魏晋倒是有明确的政治体系,九品中正制,一个注定被扫进尘埃中的妥协体制,祸国殃民。

  隋立国太短,无法评述。

  唐算是历朝历代之中,在确立政治制度最有建树的一个朝代了,无论是他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各个方面吧,都是很明确并且有其鲜明特点的,不提其取得的成绩,仅以政治论政治来说,唐朝亡国之后,五代十国这些个国家,或者过度到两宋、辽金元。

  这几百年的咱们汉人建立的国家也好、异族建立的国家也罢,基本都是在唐代制度的盘子里打圈圈,再也没有走出来过。

  就算有些革新的地方,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换个署衙机构的名字,改个牌子罢了,从根本上,并没有顺应时代或者说民心,重新制定一个新的政治体系。

  两宋朕懒的提,也不想说,倒是朕很想说一下元朝,说一下忽必烈这个皇帝。

  朕早前去过一趟北平,参观了北平的元皇宫,也看了一些元宫廷内留下的一些个杂书传记,朕看完之后非常的感慨,觉得忽必烈这个皇帝真不得了啊。

  首先来肯定一下,这是一个开明的君王,在他当皇帝的这些年,两宋留下来的、封存的很多东西得以继续进步,一些工匠的知识,冷门的数学,甚至包括造船、火器、天文,都在得到发展,而且文化上,元杂曲的诞生,也使得百姓民间生活变得充实。

  而在政治上,忽必烈虽然一窍不通,大搞所谓四等人制度,但是他有识人之明和用人不疑的心胸,军事上,他在发现伯颜的无能后,拜张弘范做蒙汉都元帅,将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一个汉人。

  朝廷中,他用安童做丞相,用贪得无厌甚至是野心勃勃的阿合马署理财政。这两人合力确保了忽必烈时期,元朝各方面的强大不会出现退步。

  阿合马是忽必烈的财政大臣,也是元朝国库的大管家,元朝糟糕的人分四等政治体系导致了糟糕的财政状况和经济制度,但靠着阿合马,元朝愣生生的坚持了几十年的霸国地位,阿合马一死,元朝的经济就全面崩溃,民不聊生四海皆反。

  所以朕很佩服忽必烈,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朕也学习忽必烈身上的优点。

  开学堂,就是希望将朕所学的知识传播出去,来让更多的人通过学习增长见识并且懂得思考,如何在将来遇到矛盾的时候,从这些矛盾中摸索出一条双方共赢的道路来。

  不要继续在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政治圈子里打转转。”

  朱允炆讲的累了,就停下来歇一会,顺道看一下下面十几个孩子的神情。

  这里面,有的一脸思索,有的一脸蒙圈。

  确立政治体系,对他们来说,甚至包括对杨士奇这些阁臣来说,都是太过于缥缈的知识点。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朱允炆那句‘都是在唐代制度的盘子里打圈圈’话而深受触动。

  唐亡之后的几百年,这些走马灯的朝代可不就是一直在这个盘子里打圈圈吗。

  不跳出来,哪里有不灭的朝代呢。

  总会被时代所淘汰的。

  这个时候,于谦举起了手,朱允炆便抬手,示意前者起身问话。

  “恩师既然言立国在于政治,学生愚昧,想知今日我大明,可有明确的政治体系?”

  “没有。”

  这个问题,朱允炆不假思索的就摇头:“因为没有,所以朕才要开学堂,而且让这个国家不同身份的人来给你们讲课,讲故事,希望的,就是借助你们这些神童天才的智慧,在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中找出原因,而后建立一个可以避免并且消弭这些矛盾的,能让我大明和百姓可以稳步进步的新政治体系。”

  立宪这个想法,朱允炆没有拿出来。

  不是他恋权,而是眼下的大明没法立宪。

  读书人太少,能有后现代见识的那更是一个没有。

  这也就自然不具备立宪的基础了。

  “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而政体,决定生产力的进步速度。”

  前半句是朱允炆上一辈子最长听的,而后半句则是他这几年当皇帝的感悟自己加上的。

  一个糟糕的政体下,生产力不退步都谢天谢地了,还谈哪门子进步和促进发展。

  没有开明的君王和敢于革新的政策,那这个社会的生产力永远都是在原地踏步,不到亡国灭种那一步,永远都不懂的救亡图存。

  “今日朕这第一课留下的课业,不用书面的文笔,只需要你们自己在脑子里记下来朕今日说的这番话就足以,好好思考,如何才能确定一个符合时代进程,并且能让士农工商得以安然共存,友好相助的政体。

  如何才能让占据天下九成九数量的百姓的诉求得到实现,从而消弭掉那些令人棘手的社会矛盾。”

  湖畔学堂的课业按照朱允炆的想法,将永远只会是开放式的,所有的课业都由这群孩子按照他们自己的脾气性格来进行体悟,最大程度保留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要不然,他就没必要找这么一批神童出来了。

  在他们还小的时候,给他们灌输一些朱允炆迫切的知识种子,让他们打小就开始重视思考如何为这个国家规划路线,培养远超这朝堂之上官僚的大局观意识,这才是湖畔学堂的真正价值。

  朱允炆本打算再接着说几句,双喜已经凑了过来。

  “陛下,西南八百里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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