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6章.不能谈的恋爱(6.突然的分离)
铁列克提之战(中篇小说)张宝同
“我曾多次想到过我会在战斗中立功受奖,成为英雄;也曾想过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了,成为烈士,就让父母家人光荣,却从没想到过我会被苏军俘虏。即使我如果想到我会被苏军俘虏,我肯定会以引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但是,战场的结局谁也不会知晓。它往往会以出乎所料的方式展现在你的眼前,让你惊异和意外,却也让你沮丧和无奈。
我是在无名高地上被苏军炮弹掀起的一块石头砸在了头上,当场就昏迷过去了。不知是什么时候,我脑子似乎有些知觉了,眼前还是双方激战的情景,感觉自己还在无名高地上进行战斗。渐渐地,我听到了巨大的机器引擎的声音,而且感到整个身体都在震动。我
用力地睁开眼睛时,却吃惊地发现我正在被人从直升飞机上抬下来,而抬我的人是一些戴着大盖帽的苏军士兵。苏联人把抬我的担架放在了站台上,站台的两边就是铁道。苏军人在用俄语叽哩呱啦地说着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我是被苏联俘虏了。
我浑身痛得厉害,特别是嘴角和面部,还有右边的胸部就跟用尖刀剜着挑着似地。我才知道我的面部和嘴角,还有右胸部都负了伤,鲜血已经把我穿着的四层衣服都浸透了。正值午后时分,天气异常地炎热,热得我都有些喘不过来气了,热得我的嗓子眼都要冒烟了。
于是,我就对旁边站着的苏军士兵说,‘同志,给我喝点水。’我的话刚落音,就听旁边有人在用十分吃力的口气挣扎着对我说。说,‘别叫他们同志,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一听这话,才发现对我说话的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像记者温炳林。他腰部贯穿,伤得很重,浑身是血,但他的脑子依然清楚。听着这话,我感到十分地羞愧:我怎么敌我不分,把苏修敌人称为同志?
在我们的旁边还有两位被苏联人抬着的伤员:一位是裴映章,这位38岁的副站长伤势最重,脖子被子弹贯穿,浑身已被鲜血浸透,但他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还有一位是老兵景长雄,他的脑部伤势严重,不停地喊着‘水、水、水’,显然,他已处在半昏迷状态。
苏军士兵用一个杯子给我端来了水,扶起我要让我喝水。我实在是干渴极了,嘴唇上都干得脱着皮,喉咙眼干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温大哥刚才说的话在我耳边回响着。我想到了《红岩》中的**和许云峰那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就紧闭着嘴,坚决不喝敌人的水。
温记者见我不喝敌人的水,就一边剧烈地呵漱着,一边用表扬的口气对着我说,‘小伙子,好样的。坚持住,要和苏修斗争到底!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对这位比我大十岁的温记者十分敬佩,觉得人家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革命立场就是坚定,我要向他学习。我就用坚定的口气回答着说,‘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和苏修斗争到底。’
不一会,来了一趟列车,我们就被抬到了火车上。被抬上列车的还有几十名苏军的伤兵。火车在无边无际的群山中和林海中行驶着。我也在晕晕乎乎的昏迷中沉睡着。我浑身疼痛,不能动弹,可是我的思想比我的伤痛更加痛苦。我真没想到我会被俘,而且,没有以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遗憾啊,痛心啊!我真想快快地死去,否则,要是还让我活着,让我拿什么脸面去见我的战友和亲人?
火车咣当咣当地在没日没夜地开动着,好象永远也到不了终点似地。不知过了多久,列车终于到站了。我看到我和三名战友,还有几十名苏军伤员一起被从列车上抬了下来,又抬上了军车。军车把我们拉到附近野战机场,就被送上了一架大型的直升飞机。直升飞机一直飞了大约一个来小时才慢慢地降落,然后,我们与苏军伤员一起被军车送到了一家很大的医院。
到了医院大门口时,车停住了。车窗外面,人们把医院的大口围得水泄不通,喊着叫着,十分混乱。人群中还有许多拿着相机和摄影器材的记者,他们挡住了军车,要看我们这些被俘的中国士兵。很快有人把人群驱散了,车进到了医院。
我们从车上被抬下来,看到医院的大厅和走道上挤满了记者。他们拿着相机要给我拍照。我用手捂着脸,不让他们拍照。进到医院,我被抬进到一间不太大的病房里。病房里有两张病床,病床中间有一张桌子。有个苏联军人就坐在桌边在看守着我。
进到病房,人还没离开担架,几个军人和女护士,就来脱我身上的军服。可是,军服上早就让血浸透,经过长时间的凝固,已经变得很硬,而且,在身上粘得很紧,特别是右胸部有伤的地方,衣服和伤口已经紧紧地粘在了一起。所以,衣服就很难脱。于是,那几个女护士就用剪子开始绞我的军装。我想阻拦,可是,我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甚至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只能无奈地看着他们把我的军服齐哩咔嚓地剪成了碎片和布条,让我整个身上只剩下了一条短裤。然后,他们拿出了一套病号服让我穿。可我并不知道这是病号服,以为是苏联人要我穿他们的衣服,就挣扎着闹腾着不肯穿。他们见我死活不肯穿,没有办法,就把我抬着放在了病床上。
接着,就有一大帮男男女女的记者进到我的病房,有的拿着相机,有的拿着录音机,还有人拿着钢笔和本子,几乎把病房挤得满满的。还没等我看清他们,就有人对我打起了闪光灯。我一见来了这多的记者,心里一惊,心想我现在是苏军的俘虏,如果我这又瘦又小,脸面有伤,红肿变形的样子让他们拍照下来,登在报纸上,那该给中国的边防军人丢多大的脸,太有损国家的尊严和军威。于是,我当即把头钻在了被子里,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不让他们拍照。那些记者见我这样,在病房里呆了一会,便离开了。
在病房里看守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年龄大一些的苏军士兵,象是他们的一个班长,大个子,一脸的凶相。这天上午,他拿来几张报纸让我看。报纸是俄文的,我看不懂,可是,报纸上有几副照片。照片上是苏军缴获我军的冲锋枪、子弹、手榴弹和反坦克武器,还有***语录、手电筒、电台、公文包和我边防战士的合影留念,甚至还有二十多具遗体。
看到这些,我知道这是和我一起在无望高地上一起战斗的战友,心里非常难过。这时,那个大个子苏军指着照片口气很强在质问着我。我虽然听不懂他的话,但我知道他是在不怀好意,用这些照片在指责我,质问着我。我想对他说这是你们苏联人在欺骗全世界人民。可是,我不会说俄语,而他又听不懂汉语,所以,我就用眼睛很嫌烦很厌恶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把脸转向一边,不想理他。
可他见我不但不理他,还用眼睛瞪他,便用力拍着我的头,对我大声吼叫起来。我恼了,冲着他便吐了一口痰。痰液吐在他的脸上,他也恼了,照着我的脸上就是几拳。因为我才从昏迷状态醒来不久,满身伤痛,浑身无力,没法还手,要不,我真要跟他拼命了。我用尽力气大声骂道,‘你个狗日的,俄国毛子。’
第二天早上,我刚醒来,就听有人朝我喊道,‘袁国孝’。我心里一阵激动,想着是谁在喊我呢?可是,我见病房里没有其他人,只有那大个子苏军坐在我对面的桌旁,在朝着我看着。我不禁在想,他怎么知道我叫袁国孝?但我猛然就想起来了,我的***语录的扉页上有李连祥写的‘向袁国孝学习’的字。那是他听说我在巡逻时对苏军毫不畏惧的行为时,在上面写了这样的字。
显然,俄国毛子想用这种办法在打探我的真实姓名,真是痴心妄想。我做出没听见的样子,继续把脸朝向天花板。那毛子见我没反应,就走到我的面前对我大声地喊道,‘袁国孝’。我朝他很蔑视地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来,不去理他。他显得没趣,朝我吼了两声,就走开了。
不一会,小个子看守来换班,给我把饭端了过来,放在了桌子上,要我坐起来吃饭。送来的是米饭和炒土豆炒洋葱。这和我们在边防站吃的饭菜差不多,只是我们在吃米饭时都会有一碗菜汤。可是,我听说苏联人吃的是面包,不吃米饭。可他们怎么给我送的是米饭和炒菜?
因为这小个子苏军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对我好象挺和气,有事没事老是找着要跟我说话。可是,我还是不太理他,因为我怕他是在引诱我,想通过跟我套近乎来收买我,好从我这里刺探情报。
等我吃完饭,他拿来了一张俄国姑娘的照片让我看,那姑娘真是很年轻很漂亮,很象是我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片中看到的那个冬妮娅。他一边指着照片,一边眉飞色舞地对我讲着什么。因为我听不懂他的话,就以为他是在对我使用美人计。因为我听说苏联克格勃最善长使用美人计来腐蚀拉拢人。所以,我连理都没理他,便把脸转向一边。搞得他好是没趣。
这天下午,我正在朝着天花板呆呆地看着,突然,他跑到我面前,把手指放在我的面前,对我边打着手势,边对我说着什么。可我不知道他说啥,也就没怎么理示他。很快,房门被一帮人冲开了,我一看又是记者们来了。马上明白刚才他是在向我报信呢。我赶忙钻进被子里,把头一蒙,搞得那些记者还是没办法。通过这事,我对小个子看守有了一些好感,但我依然对他爱理不理的。因为我要时刻保持革命警惕,不能因为他对我好一点,就丧失革命立场。
但是,那天我正睡着觉,就进来了一些记者。我听到动静一睁开眼,看见有人正拿着相机对我拍照。我想我这样瘦小,脸上还贴着纱布,让他们拍照了登在报纸上,会损于我们七亿人民的形像,所以,我赶忙用手把脸捂着,不让他们照。他们见我不让拍照,就用中国话对我问话。
一个日本人对我说,‘你不是个军人,你是红卫兵。’我本不想理示他,可听他说这话,我不能不回答他,否则,就是默认。我毫不客气地反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军人,是红卫兵?’他说,‘你才只有十几岁,还不到当兵的年龄。’我指着那个苏军小个子看守对他说,‘你问他,看我是军人还是红卫兵。’于是,日本人就用俄语跟小个子看守说了几句话,然后,对我点了点头,说,‘你这小的年龄,应该上学,而不是当兵。’我说,‘我想当兵,保家卫国。’然后又说,‘你们日本鬼子就侵略过我国,不知杀了我们多少人,抢了我们多少东西。如果我们都不参军,不保家卫国,那我国人民就会再次成为你们的亡国奴,被你们任意枪杀。’日本人听着这话,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时,又一个外国人用中国话对我说,‘我是法新社的记者,我想问你,你们跟苏联人对抗,不怕他们有原子弹?’我说,‘他们有原子弹,可我们有用***思想武装的精神原子弹,威力要比他们的原子弹大得多。’
接着,又有人问我,‘你是怎样被苏军俘虏的?’我一听这话,感到十分地羞辱,不想回答他的话,就把头朝被子里一钻,把头蒙了起来。
等记者们离开后,小个子看守就坐在我的对面,用十分生硬的中国话对我说,‘你叫袁国孝?’我摇了摇头,用英语对他,说,‘不,我叫李道致。’因为我在学校时学过几句英语。小个子苏军点了点头,说,‘喔,你叫李道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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