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中国早期文明梳理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常识，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的文明的创造力，在人类有历史记录以来，崛起于东亚大陆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华各族即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文明创造力的伟大民族。

距今4.5万年至1.5万年之间，由于地球末次冰河期持续变暖，海平面上升，大量低海拔地区的陆地和岛屿被淹没，导致人类主体从中国南方、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等地区向世界各地迁徙、定居和重新发展，因此造就了东亚大陆的民族分布格局。

迁徙人类首先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形成古越民族，古越民族在长江下游渡过长江向北发展在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形成东夷族；古越民族迁徙到四川地区后相称巴族、蜀族；古越人到达松潘高原、青藏高原东北、河西走廊等地区形成氐族、羌族、匈奴族；古越人在秦川及河套地区形成华夏族；古越族北上进入蒙古高原和中国东北地区后形成北狄族、鲜卑族和东胡各族，随后鲜卑族演变出锡伯族、契丹族、突厥族、蒙古族等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游牧民族。

在距今4300年至距今4100年期间的小冰河期里，华夏族等北方民族为了躲避灾难，迁入四川地区，华夏族趁着四川社会动荡，领导北方及巴蜀各族推翻四川地区的母系氏族神权及王权，建立了更有人权和平等的父系社会制度雏形，同时华夏族精英分子按照统治者的需要，在古泰越文明的基础上创造了华夏文明，由于华夏文明比古泰越文明更优越和进步，使得华夏文明逐步成为凝聚和号令的东亚大陆地区各族的伟大文明。

如果没有华夏族推动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也许东亚大陆各种仍然保留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方式自由而独立地发展，东亚大陆将不可能出现民族大融合，也不可能出现大一统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也不可能成为东亚大陆各民族总称，世界历史和文明进程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中东和欧洲地区没有进行彻底的民族及文化融合，因此目前中东和欧洲等地区仍然小国林立，民族众多，缺少相互包容的大民族文化氛围，民族之间相互敌视和斗争。造成中东和欧洲地区的这种民族及国家格局的原因是，该地区从来没有进行过推翻神权和王权的文化及社会改革，从来没有彻底推翻社会等级和特权，从来没有给全体人民平等和自由的权利。欧洲进入现代历史后，这种居民也没有改变，只是富人和资本家占据封建时代君主和贵族的社会等级和特权，人民平等和自由仍然是梦想而不是现实。因此这些地区不可能出现全体人民获得平等和自由的国家，更不可能出现大一统的民族和国家。

民族融合的过程是一个斗争和合作的过程，由于东亚大陆首先完成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专业分工，民族分化，因此东亚地区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化及融合是人类历史中最典型的社会现象。

在以上章节我们已经论述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专业分工，民族分化，在这里我们专门论述民族的合作及融合。

农耕民族是定居民，人类的早期社会由定居创造，社会的一大功能就是提供经济交流的平台即商业及市场。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东亚地区在古越时代，就已经发展了非常完备的商业和市场。在古越语中，市场和集市叫“会hui”（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圩xv），也代表集会；而购买叫赊se，跟赊账的赊读音基本相同，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购买商品只能通过易货或者赊账来完成，由于远古时代文字没有普及，因此赊商品时，往往要购买者给售卖者抵押一些有价值和便携的物品，海贝是古人主要装饰品，因此海贝具有一定的价值，因此海贝成为一种常见的抵押物，久而久之海贝才成为货币，但是海贝被过度采集后，造成货币贬值，因此交易又回归赊购方式，可能抵押物变成大米或者布匹，购买者可以用等价商品赎回这些抵押物，当然售卖者也可以出售这些抵押物回本获利。金属货币出现后，赊购方式逐步退出市场，但是赊se逐步演变成市场的“市si”在古越语中这两个字读音相同。

古越语称售卖叫海hai，远古时期，一般都在交通要道的空地上摆摊陈列商品进行贩卖。那么从古越发展起来的民族不再称呼售卖为海hai呢？是因为海hai演变成了街（西南官话将“街”读成该gai，与hai的读音非常相似），在甲骨文中街的形象就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中摆摊的样子。在现代汉语中街市仍然是买卖商品的地方，这些地方仍然有摆摊售卖商品的习惯。这些商业现象都是古越时代流传至今的文化风气。

根据考古发现，农耕民族经常有粮食、酒、丝绸、布匹、茶叶、陶瓷器、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等商品，换取游牧民族的牛羊驴马等牲口、动物皮革、骨器材料、宝石矿石、金属矿石等商品。这些交易情况反映，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依存度很高，因此，他们存在民族融合的基本条件。由于东亚地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同属古泰越民族，他们具有相同文化习惯和价值观，因此东亚地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更容易产生融合。

蒙古民族是公元13世纪兴起于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游牧民族，蒙古民族是鲜卑族到锡伯族的嫡系后裔，因此蒙古民族经历几千年的游牧生活，他们仍然保留着很多古泰越民族的文化习俗。在古越语中，蒙古menggu的蒙meng是家园、国家的意思，古gu是我、我的，因此蒙古的本意是“我的国家”，在历史上，蒙古高原及其以北地区只有过两种称呼，一是西伯利亚，二是蒙古利亚，西伯是蒙古的祖先，利亚liya是“圣母之地”的意思，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崇拜女性和圣母是最高的宗教的礼仪。目前蒙古地区很多地名后缀带盟meng，在古泰越社会里，相对独立的管制区成为meng，在云南傣族地区、老挝和泰国等地区，也有带“勐meng”地名，这些地区都曾经是古泰越民族的独立管制区。古越语称男孩为勒le，称呼女孩为格ge，蒙古语也这样称呼男孩女孩，而蒙古人将这些称呼传给他们的欧洲亲戚，语言学家认为，英语女孩girl单词来源与蒙古语的女孩ge。蒙古语与古越语有很多共性，在此不能一一列举。

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经济交流能够顺利进行，两个民族肯定能够长期和平共处，但是人为的民族隔离政策，以及自然灾害往往无情的打断两个民族的物质及文化交流，从而导致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走向战争。

中华各族在经历夏商周等三个远古朝代，以及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区的春秋战国时期后，公元前246年秦国在战胜韩国、赵国、魏国、齐国、燕国、楚国的基础上，建立第一个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大一统帝国。秦帝国定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在陕西首府西安市正西15公里处），国土面积包括今甘肃、宁夏、陕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及广西等地区。

但紧紧经过40年的统治后，秦帝国便在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中土崩瓦解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秦帝国如此迅速灭亡呢？在古代一个帝国兴衰，由内部因素及外部因素导致。内部因素包括：立国合法性和必然性；国家的统治、经济及文化的基础；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及支持的程度；国家在文化及科技方面的储备程度，以及创新力。外部因素包括：自然资源及环境对国家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国家在国际环境中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是否存在外敌威胁及入侵？

秦国是西周时期周朝册封的诸侯国，秦国贵族及平民多数具有华夏族身份，秦国的开国先祖主要是氐族和羌族，一部分来源周朝派遣河西地区的开荒屯兵、守卫国门的“特勤”兵团。在古越族中“特te”是雄性、男孩、王子的意思；“勤qin是金属、兵器、小帅、将军的意思”。因此“特勤teqin”是王子将军的意思。该王子平定秦岭及秦川等地区后，干脆将这些地区命名为秦岭、秦川，他们的国家叫秦国，因为勤与秦同音同调，而且“秦”在字形和意义上，寓意枝繁叶茂、欣欣向荣，立意非常美好。

秦国在西周初期已经立国，到秦国发动大中华统一战争，秦国经历了至少750多年统治及国力储备，在战国时代，秦国秦川河西地区（今陕西、宁夏和甘肃等）为根据地，占有稳定富饶的四川地区，具有与西域即西方世界，以及北方草原各族通商贸易的便利，因此秦国的综合国力及军备在诸侯国中最强。

秦国为什么能够在形势错综复杂的秦川及河西地区立国750多年不倒，而且还能聚集力量统一中国呢？因此秦国是包含华夏族、氐族、羌族等多民族的诸侯国，虽然秦国主要推行华夏文化，但是仍然保留浓重的古越雄风。秦国与周边民族及部落国家保持着兄弟般交往关系，如匈奴这样的草原游牧部落兴起于河西地区，原来匈奴人与秦人是兄弟邻居，在古越语中，匈xiong是英勇、尚武的意思，奴nu与nong同音是兄弟的意思，因此匈奴xiongnu的意思是“神武兄弟”。匈奴部落无疑是秦国盟邦，他们帮助秦国管理河西走廊地区商贸，收编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建立草原骑兵军队，协助秦国对山西地区、河北地区等北方诸侯国作战。同时，他们为秦朝采购中亚及中东的钢铁等物资，为秦朝军队装备战马等军事装备，因此匈奴人能够做大做强。但是秦国统一中国后，不仅继承了中国的土地和财产，同时也继承了华夏各族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恩怨情仇。因此秦朝刚建立，秦始皇马上派大将蒙恬率领大军去北方大漠消灭匈奴，然后倾动国力修复战国时期北方诸侯国修下的长城，阻挡游牧军队侵略中原。从事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大决裂，为中国历朝历代与北方游牧民族国家的战争埋下隐患。

在长期军事斗争中，秦国消灭河西地区、秦川地区和四川地区的各诸侯国和方国，建立秦帝国，并取得了周朝认可和册封，在华夏宗法制度下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秦国统一中国后，秦朝并没有获得中原华夏族等民族，以及长江以南地区百越族等民族认同和拥护，虽然仍然这些视秦人为异族的民族，迫于秦国的武力在表面上忍气吐声，但是深藏中国民间反秦英雄豪杰已经开始磨刀霍霍，等待机会颠覆秦朝。

秦朝依靠武力统一中原后，秦朝席卷南方百越之地，在北方草原击败匈奴后，中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和平局面。

秦国的强大不仅得益于与西域及北方的游牧民族保持友好交往，更得益与秦国是一个勇于变革和创新的国家，秦国经历了商鞅变法等多次改革，并根据斗争需要制定了强国强军的制度及国家治理体系，这些改革和创新使秦国的统治根基、经济及文化等综合国力超越一切守旧迂腐的周朝诸侯国，使秦国能够碾压一切反抗势力。

秦国得天下，建立秦朝后，马上推行郡县制等中央集权制，在文化上进行“焚书坑儒”，清除一切文化和精神糟粕，统一全民思想，在国家制度上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制度，统一国家价值标准和运行标准，提高国家的运行效率。使得秦朝的国家根基非常牢固，国家制度和文化建设呈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如果不是秦始皇英年早逝，中华文明应该是另一番繁华景象。

客观而论，秦朝的灭亡主要原因是中原华夏族和南方百越族对秦人和秦朝的不认同、不支持、抵制和反抗。经历周朝1000多年统治和文化熏陶后，当时中原地区各族已经认为自己是纯正的华夏族，而他们认为秦人是西戎和北狄之类，他们认为秦人不正统、不入流；生活在长江流域和中国南方的百越族，他们长期与中原地区的人民保持友好交往，因此他们认为华夏族与百越族是兄弟民族，华夏族也这样认同百越族，因此百越族认同华夏族对秦人和秦朝的观点和态度。由于没有民族认同感，秦国发动统一战争，肯定被华夏族和百越族视为侵略战争。这种认识和观念就是秦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

按照本文的观点和分析，距今4300年前，华夏族的母族形成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一带地区；距今4300年至距今4100年期间，为了躲避小冰河期灾难，华夏族母族举族迁徙到四川盆地，他们与巴蜀人融合后形成华夏族，并推翻了古蜀国，建立华夏国；此后，华夏族以四川为基地，征服长江流域，于公元前1600年即距今3623年开创夏朝；随后华夏族将国家经营核心放在秦川故土和黄河流域地区，公元前1027年即距今3050年，秦川华夏族推翻商朝建立周朝，此后中华各族格局形成，并在当时的基础上发展到今天。

在周朝，中原等北方地区讲华夏语，华夏语演变成古汉语等东亚北方语言；长江流域江南各族讲古越语，后来江南古越语演变成汉语方言吴语；长江流域两湖地区讲楚语（即古越语方言），后来楚语逐步演变为汉语北方方言；由于远离国家统治中心，中国南方各族继续保持民族状态发展，在唐宋之后，中国东南各族逐步融入汉族，中国西南的古越族演变成壮族，西南各族逐步发展成中国现代概念的少数民族。

秦朝末年，在民族分裂的大背景下，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起义在历史必然性因素与偶然性因素的作用下，秦朝就像被架在一座酝酿已久的火山上，在起义军铁马金戈震动下，火山爆发了，顷刻间秦朝在战火中化为乌有！

由于秦朝倾动国力修建长城防线，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放牧和侵扰农耕民族，因此秦朝与北方游牧民族走向了彻底决裂，秦朝失去了与西域进行贸易往来通道，也失去北方游牧民族的支持和增援，这些因素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秦朝刚灭亡，天下马上进入楚汉相争。楚就是项羽把持的西楚霸王朝廷，西楚号称大中华正统；汉是指刘邦领导的汉国小朝廷。

楚汉相争的原因是，秦朝末年爆发农民起义后，项羽是起义军的头号大首领是楚国贵族。刘邦是起义军主力部队的首领，是亳州人，出生平民，号称华夏正统。起义战争进入尾声时，为了尽早消灭秦朝，项羽与起义军各首领有一个约定“率先攻入咸阳者得天下”。因此，刘邦攻入咸阳，消灭秦朝后，刘邦就要占据秦国故地，准备一统天下。但是项羽岂能容忍一个出身草莽的平民做号令天下，统治自己的皇帝。于是，项羽领军进入秦川之地，威逼咸阳，刘邦不想吃眼前亏，在“鸿门宴”脱身之后，率领随从和部属翻越秦岭在秦岭南麓汉中一带安营扎寨，准备与项羽从长计议。于是项羽顺水推舟册封刘邦为汉王，并在秦川各要塞布置重兵，防范刘邦。

刘邦被封为汉王后，他马上策划和准备对项羽的战争。由于汉军的兵力、装备和物资有限，因此刘邦只能首先依靠汉中及四川地区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汉中西北就是略阳，略阳是氐人（古越人在四川西北及松潘高原的一大分支）军政要地，刘邦得知氐族民风古朴，善于农牧，尚武强军的情况后，吸收很多氐族首领和人才进入汉军和汉朝廷任职。刘邦获得氐族帮助后，迅速获得了汉中及四川地区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支持。刘邦在新招募的军事奇才韩信的帮助下，采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妙计，率领汉军秘密翻越秦岭，在秦岭北麓陈仓（今宝鸡市）屯兵，突袭楚军，一举夺回秦川宝地，出函谷关迎战西楚联军。经过几年血腥战争之后，汉军击败楚军，获得天下，从此汉朝正式开张营业。

刘邦与秦帝国的开国皇帝秦始皇嬴政完全不同。嬴政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他父亲是秦国派去赵国做人质的王子，他在邯郸接受启蒙教育，他懂事后父亲被封为秦国太子，不久他父亲登基做秦王。父王驾崩后，嬴政继承父业登基为秦始皇，那年他才13岁，真是少年得志。嬴政出生顶级贵族，他从懂事开始就将国家作为自己唯一关注的对象，并开始卷入朝廷及后宫的残酷斗争之中，因此嬴政是一个沉默冷静、心思缜密、饱读经书、通晓谋略、杀伐果断的高级知识分子帝王，因此嬴政创立第一套帝王中央集权统治制度和组织体系，建立了中国最早期最系统的法律体系及国家政务、军务、外交、经济和社会的高效营运体系，嬴政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居功伟大。

刘邦与项羽争霸天下时，正好50岁，楚汉战争结束，汉朝正式统治中国时，刘邦已经54岁，在古代54岁已经算老人，刘邦确实是一个饱经沧桑，受尽人生滋味的英雄豪杰。刘邦出生农民穷苦家庭，从小游手好闲，混迹江湖，长大成人后，经熟人推荐在秦朝地方衙门做低级衙役。秦朝末年爆发农民起义后，刘邦利用职务之便，号召和组织乡勇草莽之徒武装起义。由于刘邦讲义气、乐善好施、胆识超群、有勇有谋、敢打敢拼，不久之后他率领的部队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成为起义军的关键主力。刘邦不是读书人，他只是秦朝最低级官吏，在成为帝王之前，刘邦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帝王，治国平天下”的事情。他参加起义部队就是一场人生豪赌，他信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奴隶终有翻身日，帝王也有落败时”等颠覆人生命运的大道理。

但是，刘邦当了皇帝后，他必须考虑如何治理这个人民混杂、四分五裂、隐藏危机的庞大国家？！他做过秦朝官吏，他深知秦朝治理国家利弊得失。刘邦与他谋士重臣肯定认为秦朝基于中央集权制的法律制度和管理体系是最好治国手段，因此，汉朝基本上延续秦朝治国方略及典章制度。但是刘邦集团认为秦朝灭亡主要原因是：不推行仁政，造成民怨沸腾、离心离德，最终酿成灭顶之灾。因此，汉朝将提倡“道德教化，仁义治国，礼仪邦交”的儒家思想最为国家正统思想、道德标准和立法依据。

当然，作为平民出生的刘邦肯定意识到了，民族问题肯定也是导致社会冲突和国家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汉朝不再让“华夏贵族论”绑架国家命运，在社会上推广国民人人平等概念即国家民族概念，大家都自称汉朝臣民即汉人，当今汉族。国民意识的建立，事国家成为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

汉朝继承秦朝对付西方及北方游牧民族的政策，采取怀柔和攻伐相结合外交及军事措施。在防御河套西域及陕北河套方面，汉朝派遣有立国战功的氐族和羌族部队戍边御敌，并设立边贸互市，繁荣区域经济。在对付游牧民族列强上，采取主动攻伐，驱赶和震慑北方草原列强。

在远古时代，游牧民族应该比农耕民族更早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中原地区，农耕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后，游牧民族才逐步往北往西迁移，但是游牧民族仍然将中原地区做为防寒避冬之地，以及冬季牧场。农耕民族在中原地区发展壮大之后，才开始立国立邦，将游牧民族彻底赶出中原，并在北方草原与燕云山谷、黄河北岸山地等地区修建永久性防御工事，防止游牧民族南下放牧。这些敌对政策必然导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矛盾激化、冲突不断。

公元前200年初，刘邦亲率三十余万汉军对匈奴联军作战。汉军主力首先攻击匈奴同盟军韩王信的部队，于铜鞮（今山西沁县南）破其军，又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破其与匈奴的联军。

随后，刘邦听说匈奴军在代谷（今山西繁峙西北）屯兵，刘邦想再次攻击匈奴军，于是派探子去代谷侦察匈奴军的虚实。匈奴首领冒顿，得知汉军探子到来，因此他让匈奴军匿其精壮，故意示弱。

汉军探子回来禀报，言匈奴可击，刘邦不信，又先后派出十几名探子去侦察匈奴军，但是探子回报，都是“匈奴可击”。

最后，刘邦派亲信娄敬前往代谷侦察，娄敬还没有返还，刘邦即悉发汉军三十二万北上代谷。

娄敬返回汉军营后，对刘邦说，匈奴有诈，不可轻易进兵。刘邦求战心切，他没有听从娄敬的劝阻。刘邦亲率先头部队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汉军的步兵没有全部跟上先头部队。此后，冒顿单于以四十万精锐骑兵部队，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包围刘邦及其先头部队长达七日七夜，汉军内外联络中断，汉军之间无法相救。

为了解围，刘邦采纳谋士陈平的计策，重赂冒顿单于之妻阏氏。在阏氏劝说下，冒顿令匈奴军给汉军放开一个缺口，刘邦率领汉军从此突围后，在平城与汉军主力会合。汉军在撤退途中，刘邦采纳夏侯婴的建议，全军戒备缓行，最终安全回朝。

随后匈奴引兵北去。刘邦在汉朝国力未得恢复的情况下，采纳刘敬的建议，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并开放双方关市；每年送大批丝绸、粮食、酒等礼物，以缓和其对汉朝的侵扰。

从此，汉朝北方边境获得安宁，直到文景时期，汉朝对北方游牧民族仍然采用和亲政策，促进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

由于刘邦出身平民阶层，而且他经历丰富，看透了人生的全部内容和意义，因此刘邦的看法、想法和做法都非常务实和直白，他没有那种宗教般的天真、虔诚和梦想，也许值得他敬畏的事物只有大自然即天、地、人等自然之物。古人认为对待自然之物只能顺从，只能因势利导。由于刘邦集团普遍具有这种返璞归真的哲学思想，使得汉文化成为奠定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使得汉文化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汉朝初期，汉帝国的统治根基未稳，因此汉朝廷将中原地区作为国家的基础进行刻苦经营；对北方及西北方的国家和游牧民族采取防范，以及通商通婚等怀柔外交政策；对长江以南地区，特别是岭南地区的南越国（包括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等地区）等地方势力和民族割据地区采取安抚、招安、藩属等非军事手段进行治理。这些务实的治国举措，快速稳定和夯实了汉朝的国家局势，给汉帝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文景之治后，汉朝国力强盛，部队战斗力得到空前提升。景帝死后，其子刘彻即位，即为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开疆拓土。

在政治上，汉武帝加强皇权，首创年号，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从此，诸侯王的势力不再能够对中央构成威胁；后又以诸侯献上的黄金成色不纯为由，取消了百余位列侯的爵位，即史书上所称的“酎金失侯”事件。经此二次事件后，中央集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文化上，废除了汉朝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治国的思想，积极治国；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重用儒术。尽管刘彻时期兼用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人才，汉朝也一直采取集合霸道、王道的治国方针，但汉武帝对儒家的推崇，使儒家思想得到重视，并在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历经二千年的主流思想。

军事上，积极对付汉朝的最大外患—匈奴。汉武帝时期大幅提高军人的待遇，在巡视北方时，一次犒赏边防军就达100万匹丝绸和200万钱。这期间汉朝先后出现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优秀将领，终于击溃匈奴，修建外长城之光禄塞、居延塞，收复河套并将河西纳入版图，促使“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又先后吞并南越（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闽越（今福建省）、夜郎（今贵州省）、滇国（今云南省）、卫满朝鲜（今朝鲜半岛地区）等国，远征大宛（中亚古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上游一带）降服西域诸国，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汉武帝时期奠定了汉地范围，也是汉朝走向强盛的重要时期。

外交上，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并先后以两位公主刘细君，刘解忧和亲西域乌孙，而达到了离间西域和匈奴，进而控制西域的目的，并开通了长安到中亚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由于宗法制度规定国家最高统治者即皇帝的继承人必须是皇帝钦定的太子，皇帝的儿孙们大多是娇生惯养、不知世事、不学无术的王子，这些人往往只会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之事。治理国家是艰难而无聊的事情，因此对治理国家等朝廷大事，王子们不可能感兴趣，就算感兴趣他们也没有治理国家能力及智慧，这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对于帝王而言非常危险和致命。

因此，每一个皇朝都难逃“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国家一年不如一年”的世袭制宿命，国家的根基和资本被败家子们耗尽后，在血雨腥风中建立国家又在血雨腥风中轰然倒下，在历史的长河里成为一段文字，一个后来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汉朝经历215年统治后，皇家外戚、篡位夺权者、伟大的改革家王莽，该汉朝为新朝，从公元9年至公元23年在新朝全国推行“土地收归国家，国家统一规划土地的使用及开发，国家统一税赋标准及征收制度，做到耕者有其田，林者有其山，牧者有其场。”等社会改革新政。这次伟大改革比西方人发起类似改革整整早了2000多年，但是由于这项利国利民改革触动了封建领主、割据势力、地主等既得利益者们利益，因此这项改革遭受全国性的强烈抵制和反抗，加上王莽是明目张胆的篡位夺权者，因此，王莽建立的新朝很快被各地军阀和起义军消灭了，王莽和嬴政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十恶不赦的坏人和恶魔。

很幸运，汉朝仍然受到当时人民的敬仰和拥护，汉朝皇家的嫡系后裔，起义军首领刘秀，于公元25年重新建立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继承和发扬光大了西汉的制度、文化和治国方略，因为汉朝已经将家天下的宗法统治制度及文化发展都极致和顶峰。从国土而言，汉朝疆域广阔、无边无际堪称天下，因此汉朝已经失去领土扩张需求和欲望；从国家治理而言，汉朝经过200多年的统治，汉文化已经蔚然成风，人民对国家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汉族已经基本形成，由于人民团结、社会安定，为国家发展经济及综合国力提供条件和保障；从国力而言，汉朝征服匈奴、西域、中亚、岭南、云贵、朝鲜等地区后，国土疆域辽阔，再也找不到威胁和抗衡汉帝国的势力，汉帝国成为全世界人民无限敬仰的伟大国家和人间天堂；从幸福感和人生梦想而言，汉朝的王公贵族、将相官吏、门阀地主等统治阶级已经过上奢华生活，中下层人民也能过着温饱有余的生活，而且整个社会都有物资储备等保障，大家都对未来充满希望。处于这样完备的社会里，统治者所能做的就是“因循守旧、无为而治”！而刻苦、拼搏、创新等事情任何时候都有人在做，那些被压迫、被遗忘的正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总在凝聚摧毁旧世界的力量，当这个社会充满绝望和痛苦时，这种力量将在顷刻间暴发！

从公元25年到公元220年，经历195年的统治后，东汉社会陷入腐败、混乱和战争，在纷争和迷茫中汉朝被曹魏政权取代，天下进入魏国、蜀国、吴国等三国争天下的时代。魏国统治中原等中国北方地区；蜀国统治湖北和四川等地区；吴国统治江南及江淮地区。

东汉末年，汉朝廷内部，外戚擅权，宦官当道，朝廷已经没有正义和公道可言，朝廷完全丧失管理国家的正常职能。同时，汉朝国内爆发大规模的黄巾起义，西北和北方边境有西羌军联合鲜卑军阀入塞侵略汉地，导致汉朝陷入名存实亡的混乱状态。

汉朝一大文明功绩是开创了中国父姓宗族体系和制度，推崇“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道德观和社会制度，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有姓氏、尊卑、辈分、宗族等概念和习俗，而中国之外都没有这些概念和习俗。这些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为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然这些制度也养成了华人温顺、圆滑、委婉的性格，以及喜欢暗斗、窝里斗，缺乏正直、勇猛和血性的个性，华人因为这些性格获利，也因为这些性格遭殃。

万幸啊，今天的中国已经移风易俗，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华文明更加包容、开放、平等、仁义和公正，华人已经掌握真理，看透一切世间美丑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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